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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蔡潇讲师主讲:见证与叙事——政治创伤与影像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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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潇:见证与叙事——政治创伤与影像再现

 

2018629日下午,一场题为“见证与叙事:政治创伤与影像再现”的讲座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特藏室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的主持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丽教授,而主讲人则是2016年毕业于德国美因茨大学现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韩多媒体艺术设计学院讲师的蔡潇老师。

 

在讲座的引入环节中,蔡潇老师借海登·怀特的历史观向听众指出,20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是挑衅阐释、抵抗再现的。但人们不会因此停止对再现的尝试,由此就引出了该如何再现历史的问题。而蔡潇老师认为,历史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事件展开的故事,而是一组关系,由事件、记忆、时间、地理、文化、以及客体超越事件本身的向前运动构成。在此基础上,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影片,第一类努力再现(创造)事件的发生,却忽视了那些真正的受创伤者已经彻底湮灭,而且此类电影往往在展现血腥中成为“暴力的恋物”,比如《辛德勒的名称》;第二类则不再刻画事件的发生过程,而致力于记录亲历者的讲述,往往会拍摄当下时空中战争创伤的经历者回到当年现场之地的讲述,比如《二十二》。现在多数再现历史创伤的电影都是第一类,但显然这类作品已暴露出巨大的缺陷。

于是接下来,在讲座主体的第一部分“侧影:历史的时间性”中,蔡潇老师就对第二类电影有了进一步的介绍。她先是借助迈克尔·伯恩斯坦和加里·索尔·莫尔森的理论向听众指出,对历史进行已知推论是不合理的,不能认为一切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必然有其合理的因果链,恰与此相反,历史事件中存在着多元的偶然性,人们在看待历史时,应以一种侧影观之,从边缘发现历史事件的多重可能性。而上面所提及的第二类电影恰符合了这样的历史观,代表有拉夫·迪亚兹的《古往今来》《历史的终结》,朗兹曼的《浩劫》和郭柯的《二十二》等。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幻觉,魅影与幽灵: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中,蔡潇老师为听众分析了一些非现实主义的、充满幻觉的影片,包括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焰火》《给布米叔叔的信》等等,此类影片的播放场所是艺术馆乃至于露天,突破了电影院的束缚和从前的观看思路,凭借新的技术而给人以“后灵光”。在讲座的第三部分“非电影,或政治的位所”中,蔡潇老师通过对约书亚·奥本海默的纪录片《杀戮演义》的分析,向听众介绍了一种从施害者角度再现历史创伤并抵达政治的新视野。在第四部分“被消失的影像:无法再现的再现”中,她分析了潘里德的泥偶表演影片《被消失的影像》,并对再现能否趋近事件本质再次进行了质疑。而在结论部分中,蔡潇老师则提出要“越过不可再现之物”,她将讲座中所涉及到的所有影片都称为反再现艺术,认为这样的艺术对材料本身进行探索,是一种缺少不可再现物的艺术。这样的艺术不再有针对再现的内在限制,也不再有针对其可能性的限制,较之简单再现历史事件的发生的影片,反而更能再现非人道(Inhumanity)。

 

蔡潇老师的讲座充实而精彩,听众的参与热情也十分高涨。在互动环节中,南京农业大学的邓丽霞老师首先发言,指出在她所关注的日本“引扬”文学中,再现历史的角度是一种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角度。邱晓丹博士则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对加害者创伤的表现会不会抵消掉一些东西?蔡潇老师对此的回应是:一切只是源于主体身份的不同,受害者和施害者是很难彼此想象的,美国、日本的导演只会从施害者的角度来再现创伤;而阿彼察邦这样的在地导演也只能从受害者角度言说自己民族的创伤。二者并不会相互抵消,只是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式,每一种故事都有其价值。严毓棋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在“双重隐瞒”之后,某时某地的创伤见证就消失了,只剩下了人类的共同情感?蔡潇老师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应,她认为,再现创伤不是为了追责,艺术也本就是要展现人类的共同情感的。

蔡潇老师的讲述和回答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而讲座也在掌声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陈怡文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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