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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教授文棣(Wendy Larson)主讲:《在路上》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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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72日下午,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著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文棣(Wendy Larson)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4330会议室,作了一场题为“《在路上》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张春田老师主持。

 

文棣教授首先阐述了人们对“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存在着严重的误读情况。他们并非是“被垮掉的一代”,并非是悲观的虚无主义者,并非代表着精神的颓靡与纵情的享乐;恰恰相反,他们有着乐观的精神追求,反对种族歧视,通过要求性解放和“迷幻体验”来反抗美国社会的物质控制及其一致性要求,这所体现的是一种“新享乐主义”,充满着积极向上的反抗性力量,甚至与之后出现的“嬉皮时代”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Further”体验迥然不同。

 

文棣教授接着以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为例来说明“垮掉的一代”在中国的阅读接受过程。她通过三个中译本的比较性阅读,指出1962年的中译本具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色彩,但却在中国读者身上萌发了对“个性”、“自由”等的憧憬,甚至在无形中影响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以北岛为代表的那种无目的的流浪体验正是《在路上》的中国版本。

 

文棣教授最后由此提出了她的疑问,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否从“乐观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比较呢?她通过将《在路上》与《青春万岁》作为成长小说进行比较阅读来说明两者存在的共通之处。在她看来,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与中国,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都存在“强制性”的“乐观主义”,即美国是主张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超级大国式的乐观主义,而中国是主张集体主义、国家精神的“革命乐观主义”;与此同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个人感性世界及生活方式的层面,也都存在着与“向前看”、“进步”的乐观心态不同的另一种乐观心态,这是一种“自发的生活与快乐”,是一种无目的地、狂喜地向前走,是对日常生活迟钝的时间的抗议,它拒绝以“进步”的概念来引导生活。因而,“乐观主义”不仅仅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特质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更是作为感性生活的文化现象存在于这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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